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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來的小說《瞻對》為例(王琳)
2018-04-24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民族志小說的文化詩學意義

——以阿來的小說《瞻對》為例

王琳

(青海民族大學 青海 西寧 810007)


摘要:新時期以來,隨著文學與人類學的互相靠近和融合,小說界出現一股新的浪潮,一些作家不再是單單的“書齋”式創作,而是走進田間,進行田野調查,在切身實踐和書本知識的雙重作用下獲取題材。這類民族志式的小說創作多為“寫文化”,是一種“深描”式的民族志。作家阿來通過實地考察和對地方性歷史的苦讀寫出了這本“非虛構”題材的小說——《瞻對》,本書不僅體現了民族志小說寫地方性知識、文化、生活、信仰等人類學特點,同時也表達出了作家對文學現代性的反思和對當代性的追求,以凸顯民族志小說的文化詩學意義。

關鍵詞:阿來;《瞻對》;民族志小說;文化詩學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化人類學傳播到中國,并影響了中國文學和文化,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以及一系列相關研討會的召開,文學人類學在中國確立。民族志小說概念的提出與這樣的文學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相關性。“民族志”本就屬于人類學范疇,本著科學、客觀、精確的態度記錄地方上的歷史、民俗、生活、宗教信仰、服飾、飲食等等,經典代表作就是馬林諾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西方思想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出現,馬林諾斯基所建構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強調對研究調查對象的所言、所行與所思之差別的辨析等一系列純科學的民族志理論受到質疑,并認為不存在純客觀、純科學的民族志。隨后格爾茲以跨文化的理解來建構“描述”與“事實”之間的橋梁,使自我封閉的現代社會科學家沖破框套,純科學的民族志也從“生硬的事實”變為“濃厚的描述”。到了八十年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類學反思經典著作《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出現了,在書中,詹姆斯·克利福德和喬治·E·馬庫斯明確提出民族志“寫文化”的詩學意義。同時期還有許多學者對人類學的反思提出了看法,理論的建立使得民族志具有文學性的觀點也得以確立。

民族志經過“表述危機”之后,轉向虛構與想象的文學性解讀。在國內的人類學界,民族志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也受到人類學家的極大關注,對民族志“真實性”進行反思的同時,尋找并探討民族志與小說之間的關系,人類學家林耀華的《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莊孔韶的《銀翅——中國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等著作都成為文學視域下的人類學研究,民族志小說也在長期的理論建構中提出。民族志式的小說在對地方性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民俗、歷史等書寫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對“人”的關懷,作家要深入描寫對象的生活、習慣、習俗,所創作的小說要具有“真實性”,具體表現為文化背景的真實,呈現出的是一種真實的虛構。阿來的早期作品《塵埃落定》就可視為一本書寫歷史文化變遷中的藏民族地方志,而2014年出版的“非虛構”題材的小說《瞻對》相較于《塵埃落定》更加貼近“真實”,精細描寫的真實歷史背后隱藏著深厚的文化內蘊,且具有濃厚的文化詩學意義。

一、民族志與小說的互文 

民族志書寫地方族群客觀上的、官方的歷史文化背景,小說則基于背景,進行知識與藝術的結合,因此民族志小說存在著民族志與小說的互文現象,通過理清這種互文關系,我們不僅能看到民族志小說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還能看到小說本身自帶的審美價值。

通常研究互文性,我們都需要尋找相參照的對應物,但對于“非虛構”題材的小說《瞻對》,其本身就是一部民族志,同時也是小說。在小說中,正如阿來在接受采訪時說的:“因為新書的題材是非虛構,就需要兩個東西:一個是大量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我大概整理了上千萬字的文字材料,這可能一共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另一個則是希望搜集到一點民間的材料。(一方面,需要還有實地考察,因為故事是在一定地理空間發生的事,需要把地理空間說清楚,就必須到原地去仔細考察。另一方面,故事講的是清代、民國,但很多資料都來自官方史料,我還是希望看到、聽到一點民間的說法。)……”《瞻對》不僅有大量的官方史料,還有一些通過阿來實地考察得來的民間資料,并且作家在文中大量引用,如《清實錄藏族史料》、《清代藏事輯要》、《西藏紀游》、《新龍貢布郎加興亡史》、《英國侵略西藏史》、《邊藏風土記》、《西藏志》等等,還有一些藏文資料如《瞻對·娘絨記》、《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等,還有《清史稿》、《大藏經》、《四川通志》、《理化縣志》等等,通過大量對文獻的引用,譜寫瞻對地方上的歷史變遷、民族文化、人文環境、社會生活和民俗,這本小說可謂是內容豐富的地方性“民族志”。從小說自身來看,作家雖以“客觀”的態度描述中央政府對瞻對進行七八次的大規模平亂戰爭,最終改土歸流的政策使得瞻對這塊“鐵疙瘩”融化了,但從阿來的文字中仍然清晰的透露出作家的主觀情感。

“法域‘衛藏’,馬域‘安多’,人域‘康巴’”是一句在藏人中間廣為流傳的話,從這句民間流傳的話語中就能清晰的知道康巴人的突出特點,按照藏學家同時也是人類學家格勒的說法,康巴人不僅注重人文精神,也注重物質精神,并且因為康巴的自然地理環境高山水深,康巴人出門不是上山登高就是下山下水,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康巴人體質上的高大,也形成了心理上追求高大威猛。格勒是從環境因素方面解釋康巴人的高大;從文化因素方面,戰神格薩爾王的出生地就在康巴,相較衛藏人和安多人更加追崇格薩爾王的康巴人自身血性就帶著勇猛、有仇必報、好戰的特點。《瞻對》在客觀書寫歷史的同時也在分析康巴人的特點和屬于康巴人的生存之道。瞻對戰事不斷,其原因就是瞻對地方上的“夾壩”劫掠了官府的財物,“夾壩”,在不了解康巴人的漢人官員看來就是“劫道也”,但“夾壩”在康巴語中是褒義,可理解為“游俠”,民間還有專門歌頌“夾壩”的民歌,阿來解釋道:“劫道,是世界對他們行為的看法;游俠,是他們對于自己生存方式的定義。……從游俠歌所唱我們知道,這些夾壩不過是在面對可以使其生命軌跡得以上升,被賦予意義的命運之門,都不能進入的時代的棄兒罷了。……”《瞻對》中的文字還有許多像這樣表達作家阿來主觀上的意見和想法,文學家、小說家阿來自身本著人文主義情懷書寫地方歷史,“非虛構”小說也具有豐富的文學性表達,民族志與小說的互文達到互相熔接的高度。

二、《瞻對》的文化闡釋 

時代的文化狀貌在文學中獲得特殊的保存,民族文化的歷史傳承和生活形式在文學中獲得形象而又生動集中的表現。阿來的《瞻對》以民族志小說的形式對康巴文化、精神內容進行存留,即使沒有像民族志學術型研究那般系統的、科學的對地方性知識進行記錄,但也實現了對康巴文化深刻而廣泛的書寫。

阿來對瞻對這個地方的書寫,既能代表整個康巴的整體文化內涵,又有著瞻對地方性文化特征,而這樣的地方文學是文化系統之中的構成因素,又是文化的典型反應,即可以說《瞻對》書寫的是小歷史,反應的卻是大背景。此處引用一句學者嚴家炎的話:“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例如該地區的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音等;而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確切點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而起作用。”民族志小說作為以書寫地方性知識、文化為基礎的文學類型,小說的虛構性也在“非虛構”的基礎之上進行創作,作家對文化的把握基于個人經驗。阿來作為瞻對的“外鄉人”,但又是在同一族群文化背景,對康巴文化歷史的解讀也是在虛構與“非虛構”敘事之間,作家始終站在客觀角度上進行主觀分析,就像他在當地人口中聽到的“布魯曼”英雄事跡和官方歷史上記載的“布魯曼”則大相徑庭,作家在文中就說:“我深入新龍,還是大有收獲。一來,所得材料可補官書之不足,更重要的是,得以用本地人的視角,來看瞻對的人和事。這樣多角度交替觀察,可能更接近客觀事實。以瞻對人的視角說瞻對,首先是其歷史更為久遠,當然,也更像傳奇。”從阿來小說的文字之間也感受出作家對本族文化記憶的找尋,但出生于族群身份較為復雜家庭的阿來在闡釋文化時的視域仍然使得讀者困惑不已,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特定文化和特定地域的文化積淀對作家的影響往往在自我消化過程被淡化。

阿來之前的一系列文學創作都是作家對藏民族文化精神特質的理解,從《塵埃落定》到“阿來山珍三部”,這期間阿來隨著時代的變化在書寫藏地的變化,藏地文化精神特質中的不確定性和神秘性在阿來的筆下顯出對抗現代社會的秩序性和確定性。《瞻對》是阿來反觀歷史的一隅,發現今天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能在這一小塊地方歷史上尋找到答案。瞻對與朝廷長期處于治與亂的糾紛之中,朝廷對地方上族群文化的陌生,以“他者”的文化中心主義看待地方人文特點導致政府花費大量兵力“治亂”,但“治亂”效果并不好,最終卻以改土歸流的方式熔解了瞻對這塊鐵疙瘩。同時,阿來對瞻對的“亂”與朝廷的“治”的描寫,也突出了作家對不同文化的不同的闡釋視域。

三、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融合

歷史理性作為一種對歷史的反思型思考,是一種自覺意識,并要求社會走歷史必然的道路,而人文關懷卻注重人的價值和尊嚴,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情感生活。隨著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科技、交通拉快了人們的生活進度,人口、資源環境等矛盾空前激化,現代文明危機使得人類不得不思考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作家阿來書寫《瞻對》致力于解決現代社會問題,對于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悖反在民族志小說《瞻對》中得到恰當的融合。

如本文的前述,民族志小說的特點就是既要展示民族的服飾、禮節、風俗等民族志記錄的方面,又要在“作家熟稔民族生活的基礎上,深入到地域和民族社會歷史的深層,對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傳統中形成的生活樣態和文化精神作有理有據的表述和回應。”阿來大量的搜集資料和展開長期的田野調查最終完成對《瞻對》的寫作,從《瞻對》小說故事發生發展的線條可以看出,作家是帶著歷史理性在進行創作。小說通過故事發生的線性時間來描述清政府反反復復的對瞻對用兵以治亂,從乾隆開始到民國,再到共產黨領導時期,期間發生的種種事件和發生事件背后的國際大背景都在小說囊括范圍之內。在這些大背景和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中,作家又常常以文學家的感性關懷瞻對人的生存和生活,如對瞻對“夾壩”英雄的關注:班滾、洛布七力、貢布郎加,對戰亂中東奔西跑、食不果腹的藏民關注,對既要承受朝廷壓力又要管理地方的漢官的關注,等等。作家阿來以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和真實的虛構性歷史情節為我們展現了康巴地區的人民在艱難而又獨特的生存環境中掙扎,以此傳達出作家對現代性的反思。

葉舒憲在《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中說過:“被壓抑的文化他者現在成為文化反思與再認同的鏡子。”阿來一直致力于尋找自我的身份,從他的小說中就可以看出他對自我身份尷尬境況的流露,他又在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同時對藏地人類生存前景的不可持續而感到擔憂,所以《瞻對》不再是浪漫主義主導下那些情緒化的無病呻吟,而是在看到現代社會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帶著沉重的責任感去翻閱歷史資料、去田間調查,只是以小說的形式來解答現代性問題。

參考文獻:

[1]阿來.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4

[2]葉舒憲.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3]葉淑媛.民族志小說“寫民族文化”的新探索——以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為中心[J].西北民族研究,2014.第四期

[4]阿來、童方.《瞻對》·“國際寫作計劃”及其他——阿來訪談[J].阿來研究(一)

[5] 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J].理論與創作,1995.第一期

 

作者簡介:王琳(1991—),漢,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6級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當代多民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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