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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寧肯《天·藏》與壇城意象(鄭睿)
2018-04-24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天之哲思,藏之壇城

——淺析寧肯《天·藏》與壇城意象

鄭睿

(青海民族大學 青海 西寧 810007)


摘要:寧肯的長篇小說《天·藏》既描寫西藏又超越西藏,其中藏傳佛教中的“壇城”是小說中具有隱含意義的物象,本文從小說的敘述方式、人物以及哲學韻味聯系壇城的內涵,發現注釋的運用和男女主人公的多重人格等方面將宗教和哲學相聯系,進一步理解小說的精神和文學價值。

關鍵詞:壇城  宗教  哲學

《天·藏》第11節中作者提出了“壇城”這一意象,壇城不僅是藏傳佛教中的一門精致藝術,在本文中它還有更加深刻的寓意。從內容到形式,再到更深的意義價值方面壇城具有象征的隱喻性,成為充滿哲思的精神世界。

一、壇城背后的聲音:特殊的注釋

壇城的梵文為Mandala,音譯為 “曼陀羅”。作為佛教密法修行的道場,它象征著自足圓融的理想之地,同時能達到修行者全身心的高度統一,類似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小說中這樣敘述壇城:“壇城,一個復雜而深奧的意象”,“‘壇城’在梵語有‘圓圈’的意思,藏語中還有‘中心與邊緣’的意思。壇城有圓的,方的,有二維的,三維的,但無論二維還是三維,‘中心與邊緣’的原則一定存在。壇城的四面代表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由中心和四邊組成一個匯集宇宙能量的地方。藏傳佛教認為,宇宙本身存在著一個‘壇城’的形象,所以要接近它,建造它,供奉它,因為它是宇宙本質或佛法的匯聚地。”同時壇城的存在往往時間相聯系,寧肯說“壇城中心常常是供奉時間之神與時間女神的神殿,據說傳說總共有七百二十一位神居住于壇城,他們大多數是和時間有關的神,如季節之神、日神、月神、午后之神。此外還有元素之神、感覺之神、星象之神。在壇城中間的時間之神與時間女神的旁邊,是四冥想佛和其他空行母女伴,然后是眾菩薩、眾護法,越到中心,神力越大。壇城的結構可以看做是宇宙的縮影,至少是對宇宙的想象。”這種利用實在客觀的物體傳達出的立體空間感是小說內容的擴張,同時它的文化宗教意蘊則給人精神思索給予啟發。

小說的運用注釋和正文彼此交織的敘述方式展開故事,如同曼陀羅的二維、三維形象,構成了豐滿的文學世界。從小說的整體來看,主人公王摩詰以及其他人物的所有行動都是在作者的轉述下展開的,而這一點作者在開篇的注釋中就明確寫道“是的,王摩是我的朋友,馬丁格也是,還有后面一些即將出場的人,應該說都是我的朋友。我了解他們,熟知它們,因為很多時候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朋友”的身份敘事,為讀者交代了作者的敘述視角。寧肯在與王德領的對話中,曾解釋本部小說中注釋作用:“……兩個敘述者,兩個人稱,是一個由轉述、自述和敘述構成的文本。多種敘述方式的轉換,與人稱視角的轉換,騰挪起來有著相當的困難,而注釋的挪用幫我輕而易舉克服了這個困難。注釋使兩個敘述者變得既自然,又清晰,小說因此有了立體感,就像佛教的壇城一樣。”注釋既為正文做了補充又在消解小說意義,甚至小說的結尾是以注釋為終。正文與注釋的相互交織,組成的是作者為讀者展示出的立體復雜的世界,猶如壇城中的想象世界。可見注釋是非限制性視角,如同上帝般的優越角度,跳出王摩詰的環境,為我們營造出可以按照個人喜好而選擇的視角,是寫作的延續,加大了閱讀趣味。與此同時,在正文中的王摩(詰)則是限制視角,作為當事人的主觀視角。所以注釋這一特殊的方式不僅僅起到了對某部分詞句的解釋說明,并且以此呈現作者本人的客觀論述,以及對于王摩詰等人的行動展開評議。因此,在敘述方式上,既存在距離又感覺親切。而作者的視點正如同觀想壇城的人一樣,王摩詰等人在小說中成為微型世界,作者這一旁觀者對此世界進行立體的描述行為,從而讓讀者切身體會到復雜真實的王摩詰的日常生活。

王德頌曾認為寧肯《天藏》中的注釋不僅十分特殊,甚至有第二文本的作用,可見注釋在小說中的地位之高。而作為讀者,除了更加了解事件始末,還能看出作者的態度。杰拉德·普林斯認為:“在任何敘事中,敘述者對于他正在講述的事件、他正在描述的人物、他正在表現的思想感情,都采取某種態度。例如他可能強調其中某些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強調另一些。”在小說中,維格的情人之一是一位詩人,王摩詰面對的于右燕的種種行為似乎與詩人聯系緊密,為了交代詩人之死而又不影響全文的重心,注釋交代了事情的發展過程。“他可以直截了當或者拐彎抹角地評價某些人物;他可以明確講述他們想到的,或貌似并不明確地講述;他可以對達成某個確定結論記錄承擔個人責任,也可以拒絕承擔任何此類責任。運用預設介紹某種信息,這意味著該種信息不是新的,它是(或應該是)眾所周知的,它不是敘述者想象的產物,也不是某個人觀點的實例。”對于詩人之死,注釋作為王摩詰本人發表了看法,還做出判斷“我想那是真正的殺手”。作者曾解釋他的“清白”,即僅僅作為轉述者的身份,“……以致有時我會懷疑本書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誰。不過事實上也就是在這時我越來越認同這部小說的‘筆記痕跡’,或‘轉述’的痕跡,我感到一種通常小說不存在的真實。當然,我不能總是被王摩詰‘排除’在外,我畢竟是本書作者。”小說的內部世界被這一特殊安排擴大,是構成小說壇城式結構的一種重要寫作方式。

二、壇城里面的人物

1、異化的哲學研究者

壇城構造出的神秘復雜的想象空間在小說的人物身上利用彼此和諧交流又充滿矛盾的故事展現出來,發現了不同思想的追問過程,塑造了不同靈魂的結構方式。小說的主人公王摩詰和維格是壇城中的重要支柱,他們是多元文化的結合體,是夸張化的現代社會人,正是矛盾的存在將壇城的精神內涵表述出來。

王摩詰,“變異”之人。他是一位研究哲學的知識分子,在西藏的生活讓他看到了自然之美對社會的饋贈,他對一草一木都澆筑了心血,還自己種菜耕耘。寧靜的生活和濃厚的宗教氛圍對于他的學習具有深刻影響,甚至他的生活如同哲學般,親近又有隔閡。他置身于高原之地,清潔寧靜的環境本應使人的心靈澄澈,不為世事煩憂惆悵,將神性融入生活。他確實從本專業知識和西藏環境中汲取了營養,他與馬丁格以及維格母親可以順暢的交流,并且用哲學眼光將宗教相聯系,獲得了足以使維格發現身份的覺醒。但是,他與于右燕的性愛方式又給人異樣的感受。王摩詰不僅是一位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老師,他同時是現代社會的一份子。現代文明所包含的范圍之大,例如政治體制、家庭生活、教育方式、娛樂項目、思維觀念等等,而王摩詰的另一面就是正常生活的變異。他和于右燕從相識到進行性愛的過程似乎缺少愛的溫暖,反而變態的虐待式的鐵鏈、鞋跟、疼痛、呼喊充滿了與西藏格格不入的元素。并且,寧肯在小說中為了突出這種變異的生活,常利用對比的方式敘述。如當維格和教練一同出行時,他們看到的是雪山、陽光、山峰……大自然在這片圣潔土地的舞蹈,同樣的午后,明亮溫馨的陽光帶給維格的如果是輕柔的美感,那么此時的王摩詰則受到變異之愛的煎熬,雖然他的感受是“整個夜晚的痛感與快感都沒有消失”。于右燕和王摩詰在一起的時候,他甚至從高等動物退化為命令與服從的低等動物,于右燕的冷漠高傲將陌生的痛感植入王摩詰心中,異化的愛讓王摩詰身上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這一矛盾也是小說的獨特之處,是王摩詰立體復雜的精神世界的無端變換。雖然看似難以理解,但是正是異化的文明使得西藏之于王摩詰不僅是背景,更是作為真實的人的體驗和感受的必需品。

2、徘徊的現代藏族人

壇城作為藏傳佛教密宗用作觀想的物象,修行者通過冥想等一系列的具體行為,達到身語意三者的升華進而進入澄澈又空明的境界之中。但是用彩沙制作的壇城常常是在一次法會或其他重要節日祭拜結束之后將被摧毀,下一次重新制作。精美的藝術品在一次又一次的制作中仿佛鳳凰涅槃般重生,觀想者的自我意識則在不斷調節。王摩詰的異化性格雖然存在矛盾,但是在與馬丁格、維格等人的接觸中不斷調整,他從失敗的婚姻中逐步走出來,并且通過維格的隱性作用逐漸在自我治愈和被他人治愈中達到壇城般的和諧。

維格,“分裂”之人。維格具有古老西藏貴族的血統,而她又在內地生活多年,并且有過赴法留學的經歷,因此她擁有多元文化背景。在西藏與王摩詰的相識開始,她自始至終也在不斷尋找或者為自己的身份定位。她不止于王摩詰相處過,他與詩人、教練都有過愛的瘋狂。但是當她身穿藏服,與馬丁格在一起討論禪理或者回拉薩母親家時,又是純粹的藏家女子。尤其在那普通的一日,王摩詰看到身著藏服的維格,不同于節假日在學校的她,為了證明身份而穿,那時的藏服是帶有公共性、表演性的。“但今天,這個午后,明顯不同,維格好像被村子決定著,被白墻、黑窗、小徑、牛糞墻與屋宇上飄動的經幡決定著,被背景上的寺院決定著,被自身的氆氌毯決定的。今天,維格一點也不分裂,另一半的血液好像特別的純粹……”雖然與詩人、教練的愛使他振奮和激動,但是對于王摩詰的感情卻是非同一般的。她明知王摩詰與于右燕那種畸形的愛,而又不斷被王摩詰所吸引,因為王摩詰的另一人格即為她深入血液的藏文化,這種魅力是無法抵擋的,也是真正屬于她本真自我的一部分。每當維格置身于喇嘛、長明燈、寺院中,她除了欣賞富有儀式感的宗教活動,還投入其中,從模仿到實踐到融合,發自內心的回歸是她找到歸屬感。作為古老貴族蘇窮家族的一員,維格在不斷地尋找祖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找自己的藏文化之根。家族的命名方式延續了一種循環輪回的宿命,母親將自己的名字與女兒的名字相重疊,時間在循環往復中構成了圓圈般的世界。這與扎西達娃小說《西藏,隱秘歲月》相似,不斷出現的次仁吉姆和達朗是不斷再現和記憶的重復,一個家族的歷史與整個民族的歷史相結合。復現的人物名稱所維系的是同一名稱下不同的人生軌跡,雖然維格拉姆的名字伴隨了蘇窮家的一代代的最小女兒,但命運之神將時間發揮到極致,在流逝的時光中,現今的維格把作為貴族后代維格拉姆的藏族血液和作為新時代青年沈佳媛的現代氣息一起加于心靈之中,她既分裂又統一的生活在西藏大地上。

莊嚴華麗的壇城讓人在觀想中凈化心靈,擯除污穢,對于維格來說雖然紛繁復雜的世界充滿了誘惑,當她回到西藏的時候才真正找到了內心的平靜。性空自在的佛法不僅是宗教的,還是哲學的,通過王摩詰、馬丁格的解讀更加堅定了她的民族歸屬。她獲得的開化不止是從談話中領略的頓悟,在小說結尾成為博物館講解員的維格以這種方式為自己找到了結束“分裂”人格的途徑,回歸故鄉,回歸西藏文化。

三、壇城深層的意義:宗教的哲學

榮格曾研究壇城,這種圓方結合的圖案在他看來是具有視覺治愈魔力的,寧肯在小說中描述壇城有“中心與邊緣”的原則。而它的中心即與人的心理整體和精神狀態相聯系,是個體心理狀態的隱含表達,對應著微觀世界觀。從宗教到心理這是榮格在壇城中體會到的精神變化,那么在《天·藏》中,王摩詰、馬丁格、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等人的交流則是將宗教與哲學結合,讓文化的力量在思辨中產生。

首先王摩詰在西藏是一名老師,而他的專業方向就是哲學,寧肯通過注釋的方式也常常將王摩詰的研究的相關哲學觀點予以充分解釋。例如福柯和德里達關于“延異”一詞進而衍生出對時間的認識,時間的瞬間和空間的延伸給東西方搭橋鋪路。他引用佛教經典,如《經律異相》、《法苑珠林》、《法界安立圖》等,對“延異”、“痕跡”、“在場”和“色與空”、“有與無”進行對比,晦澀的概念在思索中相互碰撞,閱讀的樂趣在思考中綻放。

繼而隨著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的出現,這位充分代表西方智慧的老人與王摩詰等人又讓思想碰撞出閃耀的火花。老人的存在被王摩詰比喻成佛陀的“空慧”的空間,進而又與德里達“不在場”的空間同時研究,產生奇妙的相似與相異之處。四人在一起研究討論問題的時候又是將多種元素組合而成的壇城般的世界,“毫無疑問,我們的時間與世界不同,與巴黎不同,與倫敦或格林尼治不同,與北京也不同。”超時間的、無時間的、十八世紀的、現代又未來的、太空或后現代的、民族并且帶有舊知識分子的各種時間代表充分將哲學思辨的構造力延展,每個人之間的張力正如同壇城的不同部分,和諧又緊張的存在著,但又達到了共同的快樂的心理體驗。

壇城是宗教的,也是藝術的、是文化的、是哲學的、是心理的……它如同大千世界的微型作品,而人的存在因為由宗教感繼而衍生為敬畏感的心靈體會則是至關重要的。從自我到外部需要聯通的途徑,壇城的觀想是其中之一。《天·藏》整部作品就像構造壇城般構造了西藏的幾位人物和他們的生活,壇城給予人的頓悟也是小說帶來的,意識與無意識隨著故事的發展而變化,受到感知做出回應,不論是王摩詰,還是維格或是馬丁格等人,都在思索中找到了自己的內心,認識了真正的自己。最后留在王摩詰記憶里的,有世界的一草一木也有望不到邊際的無限宇宙,而壇城與小說在讀者的記憶里留下的是“恍若進入天堂的一種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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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鄭睿(1993—),漢,女,河北省石家莊市人,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6級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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